以开门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

以“开门改革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

近日，浸透改革气息的广东省第十一届党代会召开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，只有改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；否则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，即使已取得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被断送；同时理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等的关系，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。　　通俗地讲，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是，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-10000美元区间，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，而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。该概念是世行在总结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增长魔咒的现象基础上，在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(2007)》上首先提出的。　　然而，西方国家几个世纪前由落后跨入发达序列并未遭遇中等收入陷阱，而新兴经济体却在经济赶超中遭遇，揭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约束，而非经济增长陷阱。即一国构建的正式制度框架和文化传承的非正式约束，决定着各国经济社会的竞争结构和竞争边界。而深陷增长魔咒的国家，本质上是该国基于制度框架构建的经济社会竞争结构和竞争边界，牵制了经济发展。　　以中国为例，同样的要素资源禀赋，改革前无法产生经济绩效，而改革开放却快速推动物质福祉增长，概源自体制和机制变革释放出了有效的竞争性结构，推动经济增长。如决策层在地方政府间引入经济增长的奖惩策略，激发了地区竞争活力，使中国经济增长凸显出地域特征。当然这种基于经济绩效的奖惩策略，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本位保护，损害全国市场一体化，并催生出各类监管被俘获等腐败风险。同时，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结构和权力对竞争边界的严格限定，最终使经济增长倚重粗放式要素堆积，削弱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增长动力，加剧经济风险。　　可见，中国提高经济绩效的管制式制度变革，只是单纯构建了物欲式竞争结构，从而既释放了竞争主体间的动物式物欲本能，又由于社会、行政和政治改革失配，严格限制了经济社会的竞争边界，竞争主体如同带着镣铐或体制枷锁的舞者，使改革越发异化成了权力上收、负担下放的卸责过程。如减员增效的国企改革，以及税改、教改、医改和房改等，无不伴随着负担的层层下放。　　鉴于此，当前突破增长魔咒的唯一手段是改革制度矩阵，使其更有效地降低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，促进物质福祉增长。我们认为，当前国内业已聚敛起强烈的改革诉求，并不存在改革窒息或缺乏共识问题。因此，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制度改革的运行机制，即改革是继续延续自上而下的闭门改革，还是允许相关利益集团广泛参与，实行开门改革，以提高制度矩阵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性效率。　　具体而言，制度改革本质上是搭建经济社会的竞争结构和竞争边界，这个目前取决于决策层的意向性和他们对问题的理解。毫无疑问，任何制度改革都是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主动积极改造社会的努力，参与者的改革意愿基本都带有向善的社会理想色彩。之所以一些国家的制度使经济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改革提高了制度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性效应，使国家走向良序循环，主要在于改革者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之间的难度，即美国经济学家海纳揭示的C-D之差。　　以“开门改革”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　　提高改革质量、有效降低C-D之差风险则需通过扩大决策者代表性，以借助不同利益集团趋势互动的自利博弈，实现无名氏定律所描述的重复有助于合作和出清，使变革的制度对经济社会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效应。同时允许各类利益集团参与改革，将为制度提供灵活的纠错和利益补偿机制，以降低改革阻力。毕竟，制度变革无疑会导致部分利益集团利益受损，但开门改革可通过向利益受损者提供补偿换取其对改革的支持，而不至于使改革变成强势利益集团侵蚀弱势者利益的游戏。　　由此可见，当前中国要真正通过改革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首先需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，构建一个利益集团趋势互动的博弈平台。即决策层推出顶层设计方案，并构建一个开放的交互平台(如公正透明的互动公开征求意见)，允许不同利益集团代表就顶层设计内容进行竞争博弈，以推动顶层设计方案不断完善，然后决策层把修正的改革方案提交人大通过，并借行政执法渠道贯彻执行。显然，这种开门改革将可避免决策层的改革方略无法执行，因为经过各利益集团公开博弈，改革方略已然具有广泛社会共识，从而不仅在执行层面具有激励性，同时社会各阶层也成为了真正监督改革方略落实的有效力量。　　其次，近年来的改革变成权力对经济社会竞争边界的设限，并非决策层清楚厘清政府与市场、社会之职权边界之重要性，而是缺乏上下互动气氛，使决策层的改革只能倚重权力扩展，以威慑利益受损者对改革的阻扰；但这种强调对经济社会控制力的改革，难以回避越改革权力越扎深于经济社会微观系统之问题，从而导致政府与市场、社会的边界越发模糊化，压制经济社会的内生活力，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淤积。　　而若转向基于顶层设计主导下的开门改革路径，将更有助于更清晰化政府与市场、社会间的关系，并协调公平与效率关系，使改革由政府点菜逐渐变为居民和政府共议菜单，即经济社会竞争边界的确定不应是政府单方面划界，而是政府和居民共议并确定经济社会竞争边界，以及权力边界。殊不知，权力在市场与社会的行权边界，经济社会的竞争边界和竞争结构，需借助各利益集团趋势互动的自利博弈，确定新制度变革的公、私域边界，而非以教科书进行理想化移植和定位，以构建一个不具内生激励相容的断点均衡式新制度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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